“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观点常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真理，但它其实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塑造出的意识形态，并非历史必然。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来看，真正的胜利往往不属于那些被认为是得民心的统治者，而是那些最擅长利用与组织人力和物力的领导者。例如，在战国时期，韩国的上党人宁愿投靠赵国而不愿成为秦国的臣民，六国对秦国的恐惧使得百姓不愿意归顺，然而秦国最终仍旧在战争中获得了胜利。

东汉末年，曹操的军事成功是显著的，但普通百姓对他的看法却是相当低的。在兖州，曹操实施屯田制，使得百姓沦为农奴；在徐州则因私怨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导致许多士人逃离。在这一时期，百姓宁愿跟随刘备逃离，也不愿生活在曹操的统治之下。相较而言，袁绍对百姓的宽容和仁慈虽然为他赢得了一定的人心，在曹操攻下邺城后的总结中显示袁绍居然还保留了三十万未征调的民户，但这并不足以改变他最终失败的命运。

袁绍虽得百姓之心，但其自我安稳的野心与实际的统治能力相较，终究输给了曹操，后者的优势在于更为有效的资源汲取与人才运用，以及他本人的军事才能与决策能力。实际上，曹操从未因为一开始的军事才能而赢得成功，反而是他在不同阶段所展现出的对民力的有效组织与运用让他屡次从失败中崛起。他的屯田制虽然让百姓承受了沉重的负担，却同样提供了他持续作战的物质基础。

在曹操的时代面前，刘表和刘璋却选择了保家卫国，渴望安稳仅图一隅，他们治下的百姓确乎得以安享太平，但也因此错失了大势而致其最终的覆灭。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多次北伐，正是因为刘璋时期的财富积累。三国时期愈是善待百姓的势力，反而越难存活，而那些靠强制汲取民众资源的势力，却能在乱世间生存下去。

清朝入关的胜利同样不是得民心的结果。虽然百姓对明朝的统治者不满，但对满洲人的偏见也不在少数，清朝能取得胜利，依赖的是一系列军事上的成功，特别是在战场上消灭了明朝主力，其次，清朝内部的八旗制度以及其更高的组织能力与凝聚力，使之在对抗明军时胜出。

在现代社会，革命卫队在政治上的横行亦因其组织资源的强大，使伊朗的普通民众缺乏有效的对抗其力量的手段。1979年，霍梅尼的政权得以崛起，正是因为他能够组织起足够多的人反抗现有的统治，尽管当时的许多人并不完全支持他的理念。历史证明，赢得少数关键人的信任与支持，比赢得大多数无组织的个体来得更为重要。

在某些情况下，“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念依然适用，在尚未分散且组织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民心的确可以左右战争与秩序。例如，美国独立战争的成就并非仅仅依附于华盛顿个人的魅力，而是各殖民地对于共同反抗的组织。而华盛顿的成功，源于对社会资源的合理运用，正因其周围充满着发达的地方性组织，使得他不可能独揽大权。

拿破仑曾认为于美国他同样能够成为华盛顿，而华盛顿若在法国也可能成为拿破仑，二者各自的环境与条件使一切成为可能。没有正确的环境与组织的支持，统治者的力量始终受到限制。当今的社会，依赖行政资源的地方，普遍失去了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使得拿破仑和华盛顿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